历史上的雍正皇帝堪称雷霆反腐的铁腕人物，实施“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方法反对腐败。我们现在研究讨论雍正皇帝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对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继往开来  正试帝王才干

雍正的前任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后患：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亏空严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国库空虚，关系非浅，新皇帝岂能坐视？然而钱粮亏空，又不简单的只是一个经济问题。雍正很清楚其中的原因：官员俸禄极低，入不敷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大量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吏治又关系到体制，所以吏治不能不抓，制度也不能不改。因此，雍正决定从清理亏空做起并作为突破口进行体制改革。公元1722年12月13日，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清楚地知道清理亏空干系重大，可是他信心十足，原因在于他非常了解下情。各级官员有什么鬼心眼，小动作，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清查亏空牵涉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雍正的对策是：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雍正的对策之一是派出钦差大臣清查亏空。这些钦差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另外，雍正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钦差一同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地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样就克除了官场中官官相护的顽症，解除了一些特派员的后顾之忧。于是，官员如有贪污挪用，就难逃法网。

可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弥补亏空。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所到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借给官府的钱粮就别想收回去。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审计机关。这样以来，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谁也不能花小费报销。

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以上三种方法，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只好认帐。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脚，就是把贪污说成挪用。这样既可避重就轻，又可以有各种因公的借口。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分清彼此，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二者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于是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有三条：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诗堪入画方称妙  官到能廉乃是清

除了上述提到的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大家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对此，雍正毫不含糊，决心改革。首先，耗羡归公，就像今天的“费改税”一样，是为耗羡正了名，也为耗羡作了规范。现在，耗羡归公了，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而地方官因为多收无益，就不会再乱摊派。这样，一方面并没有加重老百姓负担，另一方面国家却得到了好处，于国于民都有利。

高薪养廉，既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俸禄不能提高，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呢？这就要靠“养廉银”。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雍正在推行养廉银制度的同时，还做了三件事情。一是给京官发津贴，二是规定办公费用，三是取缔陋规陋习。

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沉重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存银就由即位时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方略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