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河县古街桥儿沟中段的北城门内侧，有一块摩崖石刻，上书“赵公德政石”五字。字约拳头大，笔力遒劲，勒石很深。仿佛要将赵公的德政勒入后世人心，永志不灭。那么，这位赵公是何许人也？他究竟有哪些善政值得当地人勒石铭记？

据史志记载，这位赵公本名赵以鐇（1640-1706），字恒麓，号若霞，山东省莱阳人。清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历任夏津县、临淄县教谕，直隶省大名府浚县知县。清康熙四十年（1701）调任白河县知县，时年已61岁。

赵以鐇上任之前，白河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元气大伤。顺治三年（1646），原李自成部将刘二虎（清军入关后联明抗清）与清军在白河县城激战，县城毁于战火，人民星散，十去其九，在明朝中期还是“俨然如通都大邑”的县城仅剩10余户人家，县衙被迫迁至唐家洲（今冷水集镇）。康熙十四年（1675）吴三桂兵变，其部将王屏藩占据兴安州一州六县，在其占据的五年期间，政令频出，苛捐杂税繁重，人民纷纷外逃，土地一片荒芜。吴三桂兵败后，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知县龙家佐才重修白河县城，将署衙迁回，并招徕住户，兴商劝垦，但是白河土地坚硬瘠薄，并且连年又遭遇水灾、旱灾、蝗灾，民生凋敝，很多人拖欠朝廷赋税多年。

赵以鐇到任之后，深入体察民情，颁布政令鼓励耕织，发展商贸。政令一出，流民争相到白河落户，旧民也努力开垦田亩，生产逐渐恢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夏季，白河遭遇连日暴雨，江河暴涨，多处庄稼、房屋被冲毁；赵以鐇一方面带领民众疏导河道，一方面筑堤防洪。县城河街洪水连续盘亘多日不退，赵以鐇遂带领全城百姓到杨泗庙祭神，祈愿以个人身家性命换取县城的平安，历经千辛万苦，总算保住了县城。

赵以鐇上任之时，州府即催缴赋税，秋后州府再催，他抚着历年来所欠税赋账本喟叹道：“乃吾治之不力也！”便拿出全部的俸禄，替全县百姓缴清了历年来所欠的税赋。当地百姓感恩戴德，纷纷把他供奉到祠堂上。

赵以鐇主政白河期间，时值白河与竹山竹溪交界处盗贼猖獗，上级勒令征剿。而他只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匪首予以惩处，从不滥涉无辜；对那些为生计所迫，没有严重恶行的人，予以宽大处理；对主动弃恶从善前来归顺的，以礼相待。有人说对盗贼都应该严惩，以儆效尤。他却说：“盗亦吾民也，岂敢不慎！”由于赵以鐇在当地的声望和他把盗贼当子民的态度，使一些没有大罪恶行的盗贼纷纷投诚，很快便瓦解了盗贼的队伍，消除了隐患。

他领着那些罚做劳役的盗贼和一时无家可归需要给口饭吃的流民，开始修筑县衙通往河街的官道。感于赵以鐇的人品和德政，县域百姓纷纷投劳，参与修筑。历时1年多，削崖凿石，架桥垒阶，从河街横街口至北岭子，共砌石四百余阶，并修石桥一座（自此这条沟才称桥儿沟），使河街通往城内的道路通畅易行。同时，赵以鐇还开凿了县城南岭子至周家沟口的悬崖，打通了县城到白石河的通道；又凿通了清风沟口到汉江右岸的百米悬崖，使城内与河街贯通。

1702年，赵以鐇离任。在任白河知县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赵以鐇体恤民瘼，兴利除弊，政治有声，深受百姓爱戴，人称“白河君”。离任之时，全县人民自觉为其在桥儿沟山崖上刻下“赵公德政石”五个字，以颂扬他在白河的政绩。去时，有百姓将他送到湖广襄阳府（今湖北省襄阳市），才挥泪惜别。赵以鐇离开白河即回莱阳养老，没有再任官职。他居住在莱阳城西门里的内河街，人们称其为“白河街”，称赵以鐇这一支赵氏为“白河赵”。

历史总是风云激荡，泯灭了多少英雄豪杰和达官显贵。而今，刻着“赵公德政石”的山崖上方，已被当地居民斫凿辟为小路，路外的石缝里又长出一棵石榴树，恰好荫蔽着石刻，虽然为其遮挡了风雨的侵蚀，却又使过往的行人不易发现这块石刻。紧邻石刻北侧是后任知县严一青于1796—1798年间为防御白莲教而修筑的外城北门。无独有偶的是，在筹措修筑外城资金时，严一青带头捐白银6600两（按1两白银折合人民币200元换算约合132万元），并且翻山越岭亲自勘察定线。据史料记载，严一青修筑外城时，适逢农业歉收，他便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让老百姓忙时种地，闲时修城，允许民工“任意去留”。所以人们修城的兴致很高，没有一点儿怨言。每年阴历十月至次年二月，每日上工七八百人至千人不等，三月以后也有一二百人到三四百人不等。新修的外城依山越岭，雉堞雄伟、城墙坚固，长2100多丈，高10余丈不等。这样一项宏大的工程，在那个肩挑背扛、工具简陋的年代，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工程共计耗费白银1.075万两（约合215万元人民币）。

我不知道严一青当时修筑外城选址时是不是有意要留存下“赵公德政石”；但我知道这座历经岁月和烽火洗礼却依然挺立的北门，其实也是另一座德政碑。我们来算一下修外城的账，总耗白银10750两，约合人民币215万元，严一青个人捐银6600两，约合人民币132万元，也就是说修筑外城一大半的银两是严公个人出的。外募银两仅4150两，约合人民币83万元。而外城的修筑使得“数年来，邻邑困于贼者不知凡数，白河虽屡告警，卒不敢簿城下，百姓安堵如故”。单单这一笔账，是不是可以为其树碑立传？另有县志记载，严一青另捐谷一千石置义仓，战时作军粮，灾年则赈济灾民。并置义田，有事时作战备用，无事时作为义学之资。不仅如此，严大人似乎特别擅长修筑防御工事，他还在竹（山）白（河）边界的山脊上修筑了200多华里的边墙来防御白莲教，也收到了保境安民的效果。陕西抚台称赞严一青“悃愊无华，专心办事，为通省所仅见！”

今天，每当我走过北城门时，每当我看到那虽斑驳沧桑却依然雄伟坚固的城墙，看到那隐敝在树丛下的赵公德政石时，我就在想，清朝并不是一个政治生态良好的时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多数人对那个时代官场的映象；那么，是什么使得赵以鐇、严一青这样一些人千里为官不为财，反而倒贴银两来搞地方建设呢？我脑中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滑过一个念头，我们能不能将这里作一个廉政教育基地呢？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那些领导干部是不是可以拔冗移步，拨开德政石上和自己心灵的荒草来看看曾经主政这里的先贤们的为官之道，把它作为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的内心，检视检视我们政绩观、义利观和为政之德!

然而，煞风景的是，紧依北门内侧，正对着赵公德政石的沟上有一幢破旧的危房。当年修建时估计不过两三万元，现已门窗朽腐、墙面斑驳、无人居住，可是当桥沟景区建设需要拆除时，二三十万元却拆除不了，就一直丑陋地矗立在那儿，仿佛是北门的一道伤疤，亦或是对赵公德政石的一个嘲讽。我有时路过时会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要是让赵以鐇或严一青来拆除这座危房，他们会用什么办法？能不能拆得掉？或者说，以他们的方式来建设桥儿沟景区，老百姓还会不会漫天要价？答案自然不知可否？而令我迷惑的是，为什么当年的官员会自己掏腰包搞地方建设？而今天有些官员却是想方设法在地方建设中中饱私囊？为什么那时的老百姓能一呼百应地义务投工投劳甚至投物参与建设，而现在的百姓却不愿配合甚至绞尽脑汁揩油？这世事人心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的呢？

一个秋天的雨过天晴，我经过北门时，一抹斜阳正好照在城门上，城头的荒草迎风凌乱。我想起魏徵向唐太宗李世民说的话：“上之化下，尤风之靡草，风行草上，必偃！”老百姓自古就自称“草民”，相对于风，他们是柔弱的、低微的、无可奈何的，风往哪儿吹，他们就往哪儿倒，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社会治理的产品，所谓“刁民”其实是社会教化的败笔，也是为政者的败笔，春风草荣，秋风草枯。为什么赵以鐇、严一青修路修城时，能一呼百应，百姓自觉投工投劳？为什么现在这一户本来已废弃无用的危房，却在景区里死而不僵？望着这北门上秋风中的荒草，望着这掩在树下，无人问津的赵公德政石，我仿佛找到了答案！